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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警示录(七)

作者: 时间:2018-12-13 点击数:

1.国家花巨资排涝,他们却放任造假——20台翻新赝品顺利通过验收

2. 收、收、收!他对贿赂来者不拒—青海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王胜德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3. 拒贿假象难掩贪腐行径——浙江省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4.想要更多,终究会“两手空空”——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圣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坚定不移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反复警示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从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终将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淖无法自拔。

国家花巨资排涝,他们却放任造假

——20台翻新赝品顺利通过验收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塔尔头泵站是辖区骨干排涝泵站,承担着全区的排涝任务。然而,在泵站更新改造工程中,相关负责人却违反采购合同约定,允许供货方以翻新的电机设备冒充全新设备交付安装使用,给国家造成1200余万元经济损失。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塔尔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建设中,时任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董兴汉和泵站站长黄后林擅自违反采购合同约定,允许供货方以翻新的电机设备冒充全新设备交付安装使用,给国家造成1200余万元经济损失。检察机关以滥用职权罪对二人提起公诉后,一审法院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后,经补充调查取证和三次开庭审理,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日前将无罪判决改为有罪判决。

防范水患,国家投巨资改造排涝泵站

2007年,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下达年度大型排涝泵站改造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计划,武汉市东西湖区塔尔头汞站被列为更新改造项目。经湖北省发改委核定,塔尔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为9523万元,其中20台电动机组设备费及安装费为1639万元。

为管好用好国家投资,顺利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武汉市和东西湖区水务局先后下发文件成立塔尔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项目部,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等“四制”原则。时任东西湖区水务局总工程师的董兴汉被任命为项目部法人代表,全面负责项目部各项工作。2009年1月,黄后林调任塔尔头泵站站长,并担任项目部工程组副组长,负责机电设备的进场验收及安装管理工作。水务局对项目时间、进度均作出具体要求,且要求必须保证泵站5月至9月汛期正常运行。

为贯彻工程监理制原则,项目部还通过招投标确定了武汉市江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监理单位,刘有武等人担任项目监理人员。

公开招标,上千万元的大合同门槛“挺高”

按照要求,塔尔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分标段实施,其中第五标段要求对20台电机和10台励磁机进行更新改造及安装。2008年11月4日,东西湖区水务局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会上,董兴汉提出“改造工程资金缺口20%,从资金角度考虑,对拆除的电机回收,其他能用的材料尽量利用,争取按照计划完成”的改造方案,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均未发表意见。

之后,项目部将第五标段更新改造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明确卖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设备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最新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同时要求投标人对旧电机回收作出承诺。湖南湘潭电机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晓兵看到招标公告后,与业务员马国初等人冒充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以后者的名义参与投标。

由于两次发布招标公告均因开标单位少于三家而流标,项目部便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此事。同时,鉴于徐晓兵等人一直积极参与投标,董兴汉等人便与其私下商谈电机采购和安装事宜,并确定了“回收旧电机,上下机架、机座利用原有的部件,绝缘标准为F级”的电机改造方案。

2009年1月,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项目部采取直接委托方式选择湘潭电机股份公司承担工程电机采购及安装工作。东西湖区水务局随后指定湘潭电机股份公司为电机采购及安装标段供应商。之后,徐晓兵、马国初等人伪造湘潭电机股份公司授权委托书,以其名义委托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与项目部签订了总金额1400余万元的合同,其中20台电机为1350余万元。合同约定,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应保证所提供的设备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最新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此外,双方口头约定,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以每台10万元,共200万元的价格对泵站20台旧电机进行回收。

放任造假,20台翻新赝品顺利通过验收

合同签订后,徐晓兵先后将回收的20台旧电机运至湘潭市其租用的厂房,由其聘请的工人进行翻新改造。因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根本不具备翻新改造电机的资质,其又与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机电修造分公司(以下简称“修造分公司”)签订翻新改造合同。修造分公司收取费用后,未对翻新改造的电机进行检测和试验,即向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提供了试验报告书、产品合格证和铭牌。销售公司将翻新电机贴上新铭牌后,冒充湘电集团生产的全新电机提供给了项目部。其间,黄后林曾带队到该公司查看过电机生产情况,且一眼就看出是翻新的旧电机。

2009年4月至2010年11月,20台电机先后抵达工程现场。黄后林明知电机是翻新产品,违反合同约定,亦未核对产品合格证和各项技术参数,即在发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允许翻新电机进场。董兴汉在问过黄后林翻新电机能否正常使用并得到肯定回答后,也对此事予以默认。监理人员刘有武等人亦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翻新产品予以验收。

翻新电机进场后,为给塔尔头泵站弄点利润,项目部又与徐晓兵协商达成一致,让泵站借武汉市水电测试中心的名义承接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20台电机和10台励磁机的安装工程。于是,通过自己安装产品,泵站赚取了61万余元安装费。

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经董兴汉等人签字,项目部分4次支付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工程款共计1280余万元,其中20台电机1216万元。销售公司也在项目部的多次协商下,共支付东西湖区水务局旧电机回收款200万元。

2011年8月,在电机安装分部工程验收会议上,董兴汉、黄后林、刘有武向其他验收组工作成员隐瞒了电机系翻新产品的事实,后验收组一致同意验收。

经产品质量司法鉴定所鉴定,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提供的电机确系翻新、假冒产品,存在使用寿命短、可靠性低的质量隐患,为不合格产品。

一审无罪,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改判有罪

2015年,该案经举报案发。2016年2月,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董兴汉、黄后林二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的20台翻新电机目前可以正常使用,具有使用价值,未给国家造成损失。遂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17年4月对二人作出无罪判决。东西湖区检察院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于同月提出抗诉。

董兴汉、黄后林二人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是否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如果造成,损失数额又该如何认定?案卷移送至武汉市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处后,承办检察官从义和张卿经全面审查,找出了主要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认为,董、黄二人的行为与项目资金不足有密切关系,只是‘不认真运用权力’的行为,尚未达到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且20台电机安装运行至今并没有因故障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办案检察官认为,董兴汉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未经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招投标原审批机构、省发改委的批准,擅自违反招投标规定及合同约定,私下与供应商协议进行重大项目变更,以翻新电机冒充全新电机交付给泵站安装、使用,属于“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行为;黄后林作为泵站负责人及项目部工程组副组长,对电机的进场安装负有监管义务,但其明知系翻新电机,仍违反合同约定,准许电机进场、使用,其行为也应构成滥用职权罪;二人的滥用职权行为导致项目部不当支付20台电机的对价人民币1216万余元,而这20台翻新电机经鉴定为假冒伪劣产品,根本不具有价值,所以二人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且造成的损失数额就是这1216万元。

了解到徐晓兵等人已于2015年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湖北省监利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且判决中认定涉案的20台电机系伪劣产品,武汉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与东西湖区检察院办案人员沟通后,指导其赴监狱找这些知情人员收集证言,以进一步夯实证据链。在监狱,办案人员见到了湘潭电机电器销售公司原员工马国初和张建湘,两人的证言证实,塔尔头泵站项目部与该公司签订的是提供全新电机的合同,但实际上,双方私下谈好提供翻新电机,由该公司返钱给泵站。“我们公司不具备生产全新电机设备的资质,也没有得到湘潭电机股份公司的授权。”两人均表示。

之后,办案人员跑遍省市区三级水利部门,向相关负责人了解泵站改造项目的管理制度、董兴汉的职责权限及其在相关会议上作汇报的情况。最终核实,董兴汉不仅无权私自更改合同,而且未按制度和程序向上级部门汇报并得到同意。“这些证言与一审中的会议纪要、情况说明等书证互相印证,证实董兴汉等人的滥用职权行为系个人决定而非集体决策。”从义说。

那么,关于项目资金问题,是否又真如董兴汉所言,存在缺口呢?为弄清此问题,从义等办案人员又专门去了一趟湖南,到湘潭电机股份公司了解其同期生产的同型号电机价格。询问的情况证实,董兴汉与徐晓兵等人签订的合同金额足以购买合同约定的全新电机。也就是说,项目根本不存在缺资金的问题。他们还同二审法官一起到塔尔头泵站实地查看电机具体情况,向新任站长了解水泵运作的专业问题及电机新旧状况与防洪功能之间的关系,确认翻新电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结合新收集的证据和原有证据,武汉市检察院支持东西湖区检察院抗诉。“项目资金并不存在缺口,即使有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而不是成为董兴汉等人滥用职权的借口。不能因为危险结果还未发生,就认定不存在安全隐患,未造成损失。如果造成了损失,则应当成为董兴汉等人滥用职权行为的加重处罚情节。”2018年5月底,武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晓华列席武汉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再次阐明了该院的支持抗诉意见。

经三次开庭审理,2018年7月中旬,武汉市中级法院最终支持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滥用职权罪判处董兴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处黄后林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认定该案致损金额为1216万元。

收到判决后,武汉市检察院向东西湖区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塔尔头泵站翻新电机进行质量检测,若存在安全隐患则应立即拆除,禁止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院还将这份检察建议抄送武汉市水务局、市发改委。与此同时,该院要求东西湖区检察院将涉案三名监理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监督其继续搜集三名监理人员构成其他犯罪的证据材料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收、收、收!他对贿赂来者不拒

——青海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王胜德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青海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王胜德曾手捧党章反复看、反复读,几番落泪、几番自责和痛悔,他写下的忏悔书必令人深深的思考和警示。

“多年来很少翻看党章,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这样全文学习了。我想,如果当初经常自学并组织单位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并能对照党章经常检查自己、按照党章要求去做,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这种状况。”

“重温近40年前自己亲手写的入党志愿书,看着当年自己亲手填上去的简历,我的眼睛酸了: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哪有我家的今天啊?没有党组织的培养,哪有我的一切?我,一个农家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还先后在两个重要厅级单位担任一把手。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不懈努力,每一个台阶,无不倾注着党组织对我的关心、爱护,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厚望;看着自己亲手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入党誓言,我更是无地自容,这些年自己的思想、行为还是当初那个一心为公、忠诚履职的我吗?我忘了本、忘了初心。我诚恳地向组织忏悔、认错,接受组织的处理……”

2016年9月30日,王胜德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8年5月,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胜德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突破底线带坏系统风气

“有才华、能干事。”谈起王胜德,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大多这样评价。

王胜德17岁入伍当兵,21岁入党,22岁提干,30岁转业到地方,凭着勤奋好学、能力出众和干事创业的激情,很快成为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43岁任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后又担任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青海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王胜德身边阿谀奉承的人越来越多,请吃请喝请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商人、老板这样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这些“朋友”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择手段“围猎”王胜德这样手握权力的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喜欢喝酒,喜欢喝好酒,喜欢让下属陪同去喝酒的王胜德,自然成了利益追求者们的俘虏……

杨某某请托王胜德为其晋升职务提供帮助,送给王胜德现金10万元;

张某某请托王胜德为本单位涉案人员不被追究法律责任进行协调,送给王胜德现金8万元。

王胜德认为,八小时以内,自己与下属是上下级关系,八小时以外,大家则是好朋友好哥们。哥们请托的事儿很多就是在这种觥筹交错中办理的。正是这种错误认识,让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异化,把包裹着贿赂之心的“糖衣炮弹”当作友情,把“潜规则”当作自己应得的回报,使他曾担任过一把手的两个系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钟某某、张某某、刘某某为感谢王胜德在职务调整、安排和调动工作上予以的关照,分别送给王胜德现金7万元、6万元、7万元;

秦某某、董某某、李某某、高某某、于某某以及哈某某、刘某某、贾某也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方面,请托王胜德帮忙,分别送给他现金2.5万元至5万元不等。

对送来的现金,王胜德是来者不拒。

而这些送礼的人中,有的为了谋求职务提升和岗位调整,有的为了工程项目,主动给王胜德送钱送物。其中,有6人得到提拔、4人获得留任和职务调整;3人在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和其他事情上得到“关照”;还有2人虽然在职务上没有得到晋升,但也得到了王胜德作出的承诺。

大权在握的感觉,带给王胜德巨大的成就感,但也让他的权力观渐渐发生扭曲,言行之中显露着得意、自满、唯我。单位里人事调动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调动方面先后为13名党员干部(厅级干部5名,处级干部8名)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69.5万元。

经调查,王胜德在两个单位担任一把手期间,违规违纪搞不正之风,导致所在系统政治生态遭到严重污染,先后有15名重要岗位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反党规党纪。

私欲膨胀丧失党性原则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王胜德这个“关键少数”,在一边倒的歌功颂德中忘乎所以,放松了思想武装和党性锻炼,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收受钱物,弃党性原则于不顾,将党的宗旨和入党誓言置于脑后。

2008年,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实施造价2800万元的景区范围内公路沿线生态环境整治项目,负责项目实施的该局干部高某某,利用业务往来,从参与该项目的青海某公司套取公款40万元,高某某为逃避追究及在工作中得到王胜德的关照,分别于2009年、2012年春节两次送给王胜德现金共15万元,王胜德收了。

2009年,个体建筑商许某某为承揽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投资的项目,与该局干部星某商议后,通过星某送给王胜德现金30万元,王胜德收了。

2011年,时任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局长的王胜德受朋友请托,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造价4850余万元的房车营地、土建工程、接待中心及演艺广场等项目的招标中,指定北京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承揽该项目。2012年,该公司法人代表韩某请托已调到省司法厅的王胜德,帮忙向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讨要480万元工程尾款,并送给王胜德现金25万元。

2013年,王胜德女儿在北京购房,韩某为感谢王胜德在其承揽工程项目及讨要工程尾款事宜上给予的帮助,以“赞助款”名义再次给他的女儿转账35万元。个体建筑商连某某请托王胜德帮助其承揽总投资5100余万元的省监狱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基建项目,经王胜德打招呼,连某某挂靠江苏省某公司中标承揽了该项目。事后为感谢王胜德,送上现金11万元,王胜德收了。

顶风作案恣意践踏党纪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坚定不移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反复警示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但长期担任一把手的王胜德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

在王胜德看来,中央八项规定是约束别人的。自己唯一的女儿出嫁,亲朋好友要来“表示”,是人之常情,怎能拒绝?2015年5月22日,王胜德女儿王某某在山东某县举办婚礼。王胜德借此机会收受青海省司法厅及其所属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和私人老板礼金共计16万元。为避人耳目,他特意在西宁市一家不起眼的公司食堂分两次宴请了奉上礼金的40多人。

王胜德十分热衷于“讲义气”,也因此在朋友圈里有了个“讲义气”的名声。他在工作上不讲原则,却借口“哥们义气”,大搞利益输送,“摆平”工作难题。对此,王胜德洋洋自得,甚至把江湖习气带到工作中。正是这种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无原则“义气”,让他的廉洁思想防线逐渐放松,与所谓“朋友”的交往底线一步步失守。贪婪之心日渐战胜了理智,心安理得地将送来的钱物据为己有。

2010年至2016年间,王胜德借逢年过节、出国考察、母亲去世、住院治病和过生日之机,收受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等7名党员干部现金、购物卡、加油卡等共计人民币11.2万元、美金2000元。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王胜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各路“朋友”大开方便之门,进行权钱交易,对党规党纪置若罔闻。

有一个个体建筑商找到王胜德,表达了想承包青海省监狱管理局下属单位一个工程的愿望,王胜德很快便将监狱管理局负责该项目的领导和该建筑商约到餐桌上,觥筹交错中,这个建筑商便轻轻松松承包到该工程。

有一个曾被企业开除的“三假”(假姓名、假地址、假身份证号)人员寻求王胜德的“帮助”,王胜德不仅解决了其工作,竟然还提升了他的职位。当然,7万元的“感谢费”王胜德也毫不客气地“笑纳”入怀。

毋庸置疑,一个地方和一个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利用年节收受礼金,会败坏该地方和单位部门的党风政风,带坏一批领导干部,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最终损害党的形象和执政基础。

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王胜德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最终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淖无法自拔

拒贿假象难掩贪腐行径

——浙江省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站在审判席上,56岁的何加顺看起来比半年前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消瘦苍老许多。

4月11日上午,浙江省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受贿案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在最后陈述时,他坦言“从去年11月18日被省监委留置后,以及被羁押在台州市看守所的100多天里,经常彻夜难眠,始终处于深刻的反省和强烈自责中”,表示对公诉机关所有指控没有异议,彻底悔罪。

据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3年下半年间,何加顺利用担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柯桥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产销售、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请托事项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59.099万元。

让很多旁听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何加顺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中,他基本不收现金。对此,何加顺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许多腐败案件警示录对其震慑很大,担任领导干部的20多年时间里,自己曾经多次拒绝他人赠送的现金、股票和房产等。为何这样一个似乎对金钱诱惑颇有抵制力的干部,最后还是一步步滑向了犯罪深渊?何加顺的违纪违法过程剖析,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不失为一次深刻的警醒。

2018年7月2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何加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随案移送的象牙雕观音像、犀牛角盘、青田石雕艺术品等8件贵重物品,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96.09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他曾多次拒绝贿赂——

“震慑很大,不敢冒风险收现金”

与很多落马领导干部一样,何加顺在忏悔书中感慨万千。

1984年,他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志勤勉工作,为地方发展做贡献。此后,何加顺的仕途一直顺利,从一名普通科员开始不断被提任,2006年初,赴新昌县担任县委书记。

对于刚刚当上县委书记的何加顺来说,命运恰逢其时地给他安排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彼时的新昌县,多名县级领导干部因为收受大量现金被查处,这让何加顺第一次近距离地受到了警示教育。

“这对我震慑很大。”何加顺后来多次提及此事。应该说那个时候,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对各种诱惑尚抱有警惕之心。他还提到,后来看到的许多腐败案件警示录里,也有大量因收受贿赂而被查处的前车之鉴,这都让他颇受触动。

然而,担任县委书记后,面对越来越多的诱惑,加上当时对一把手的监督缺少行之有效的办法,何加顺渐渐放松了自我要求。2010年,他升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成为副厅级干部。各种不同目的、不同动机的人发起了更强的攻势,何加顺曾经给自己确定的原则也渐渐松动了。

“实话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矛盾心理。”何加顺说,从收受烟酒、衣物、保健品开始,他慢慢把收受礼品礼物定义为社会上一种“潜规则”。

而随着诱惑增多,他的态度也从开始想退,到想退未退,再到后来的心安理得,甚至把“我为你办事、你自愿送我物品”看成是一种常态,只收不讨、不索就行。

曾经的“颇受触动”,在何加顺内心逐渐蜕化为只要不冒风险、不收受现金就好,哪怕是多年的“好友”、后来在何加顺案件中行贿最多的某环保科技公司法人代表洪某,为儿子升学一事送来的4万元现金,也被他断然退回。

不过贵重物品就不一样了。在何加顺看来,这些东西往往价值比较内敛,外观不起眼但价值不菲,具有隐蔽性,即使组织查到也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确切价格进行抵赖,也满足了身为县委书记的他“对生活品位的追求”。因此,2011年,在何加顺利用担任绍兴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洪某公司在绍兴县某印染污泥处理项目建设上提供帮助,洪某再次奉上一件价值279万元的“长瓜扁豆”青田石雕艺术品时,何加顺没有再拒绝。

在贪欲享乐中沉沦——

“诱惑多了,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底线”失守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一些企业老板们的强大攻势下,何加顺的贪婪不断升级。

“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何加顺的“雅好”着实让一些别有用心者找准了方向,纷纷投其所好,一步步将其拖进犯罪的深渊。

2011年,某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希望何加顺在某房地产项目销售方面提供帮助,在何加顺利用职务便利帮忙后,沈某颇为识趣地分别于2011年春节前、2012年春节前、2012年下半年送上价值人民币4万元的象牙雕观音像1件、价值人民币8万元的象牙雕螃蟹一对,以及犀牛角盘、犀牛角杯各1个。

2012年前后,绍兴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某拜托何加顺在绍兴县某文化博物馆项目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后者通过打招呼、主持召开会议等方式帮其办妥相关事项后,赵某也立马奉上了两根价值人民币8万元的象牙。

回顾自己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何加顺总结一个重要原因是萌生了根植于内心的贪欲。在他看来,物质的得与失、多与寡是衡量幸福的标准,眼看着周围一些老板能力平平,却拥有不少财富,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渐渐无法抵挡外界物欲的诱惑。

再加上当了县委书记后权力变大了,何加顺自认为能力不差、工作没少干,可以说“为当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渐渐变得飘飘然起来,更加向往过“富足滋润”的生活,觉得应该好好享受。

“总开关”出了问题,权力的运行自然彻底脱轨。在何加顺的“帮助”下,洪某的企业竟然未通过招投标就取得了绍兴县某印染污泥处理项目的建设权,绍兴县还专门下发文件,将全县印染污泥垄断给洪某的企业处理。2012年7月,为感谢并继续求得帮助,洪某向何加顺夫妇表示,愿意将2006年购买的杭州富阳一套别墅以17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们。

为了让何加顺安心收下,双方达成协议,洪某收下何加顺夫妇在绍兴市区的一套价值156.4万元的商品房,另外又收下何加顺一笔21.3万元的钱作为房产差价及相关利息,用来掩人耳目。

事实上,何加顺拿到相关合同时就已经知悉,税务部门是根据354.1万元的价格对洪某在杭州富阳的这套别墅计征契税,也就是说,他明知洪某是在以远低于市场价售房的方式向自己输送巨额利益,仍然予以收受。

何加顺对此并非没有害怕过,在接受审查时,他表示曾问过具有法律知识的相关人员,知道这是违法行为,但他又始终心存侥幸,认为与洪某认识的时间长,比较熟悉、可靠,而且洪某为人低调口风紧,房子又是在远离绍兴的杭州,不易被发现,即使发现又有所谓的换房协议作掩盖和辩解。

此时的何加顺,已经堕落为甘于被“围猎”。明知已入歧途,却不悔改;明知违纪违法,却不止步;明知加速堕落,却不收敛。这种“甘于”,注定已没有回头路。

悔恨中劝算三本账——

“没有管住自己,也带坏了家风”

2017年5月,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收到从案管室移交的问题线索,反映时任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何加顺的岳父、妻子在绍兴市中心医院治疗时住高级病房,费用却按普通病房结算。

经调查核实,为求得何加顺对医院工作的支持,医院对原本在一个病房的何加顺岳父、妻子两人的床位费,没有按规定的580元/天标准执行,实际按医保报销额度55元/天收取,两人合计少付床位费17.5万元。何加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仍接受医院给予的利益,没有补交相关费用。

何加顺在忏悔书中写道,发生亲属住院享受特殊待遇却少付费用的情况,说明自己已经完全被贪婪控制,而且这种心态已经从心安理得发展到麻木不仁。

在追求物质享乐中,何加顺不仅没有管住自己,与老板勾肩搭背,还纵容家人与老板们“深度”交往,带坏了家风。

妻子张某因此成为何加顺案件中一个特别的角色。何加顺坦言,在调往绍兴县工作的前期,他对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妻子还是有要求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别企业与其在工作中联系的同时,与张某也有接触,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特别是洪某为了使自己的污泥处理项目顺利开展,多次到何加顺家中拜访,与张某也熟悉起来。2013年,为求得何加顺对这一项目二期工程的支持,洪某专程跑到张某单位送了她一个翡翠手镯,后来她回家说了情况,何加顺并没有提出让她退回。而且,在杭州富阳别墅的换房上,张某也参与了看房、领房产证等环节。

“所有这些都是我平时没有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按要求管好家属所致。”在忏悔书中,何加顺写下了痛彻心扉的一段话。庭审当天,在最后何加顺被法警带离时,面对庭下哭成一片的家属,这位曾经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厅级干部也是泪流满面,非常不舍地频频回头。

然而,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更应该遵循原则。对领导干部来说,亲商、安商,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是职责所在,但同时也必须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能逾矩,如果跨越界限,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则早晚要出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何加顺深有感触地表示:“政商之间一定要保持好‘亲’‘清’关系,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还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好,不要互相走进对方的生活。”同时,他也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警示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算好利益账、纪法账、良心账这三笔账,否则一步错、步步错。

一步很短、一生很长,一步走不好,就可能毁掉一生。何加顺就是在关键的一步上没能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盘,最终自毁前程。

想要更多,终究会“两手空空”

——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圣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自2017年6月14日接受组织审查后,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圣一直保持沉默,他非常有把握地对办案人员说:“我一定能从这里走出去,因为我问心无愧。”

真的问心无愧?转折发生在同年的7月1日。虽然袁国圣接受了组织审查,但仍然是一名党员。一面党旗在他面前庄严地展开,办案人员带他重温入党誓词。近半个月来自认为是条“汉子”,宁愿对抗审查也不愿交代问题的他已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感谢组织,感谢审查组的同志,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再次感受入党时的荣光,再次感受做一名共产党员的骄傲。最后一次,才觉珍贵;最后一次,方觉晚矣!”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袁国圣不是对党没有感情,而是在长期的自我放松中,让这份感情落满了灰尘,很久也不想起,直至尘封冰冻。

人的变化能有多大?估计有时自己都不会想到。袁国圣在接受组织审查时,距离他当选潼南区政府副区长不足6个月。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不足6个月的时间里,明知曾向其行贿的老板已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袁国圣竟然还先后18次收受16人红包礼金共计10万余元,并美其名曰是为了“融入圈子”“处好关系”。而彼时,中央对重庆巡视“回头看”刚刚结束,其胆大妄为可见一斑。

经查,袁国圣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目前,袁国圣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他想要更高职位更大权力,希望落空,便责怪组织“不公”、到处求神拜佛

没有哪棵树苗生来就是病树,没有哪个干部天生就是坏人。袁国圣也是如此。

1970年,袁国圣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其家境贫寒,从小便发奋读书,以期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九龙坡区的一名工商干部,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自己也是一名质朴纯洁的青年,为了理想,为了父母的期望,在工作中努力上进。”袁国圣回忆道,工作之初,他曾告诫自己,从农村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要倍加珍惜,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和家人的期望。工作加班加点、通宵达旦也就成为常态。

很快,凭着工作业绩,袁国圣得到组织的认可,走上领导岗位,历任九龙坡区九龙镇副镇长、九龙坡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05年9月开始,先后任渝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

初到渝隆集团时,袁国圣心里是有情绪的,认为“去企业不是‘主流’,且公司效益不好”。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全身心投入工作,还反复告诫自己,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

然而,他终究没有战胜自己人性中的弱点。随着他主导的改革,很快扭转了集团债务沉重、人心不稳的局面,实现了集团脱困,成为重庆市首家发行10亿级债券的国有企业,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他本人也屡获荣誉和表彰,并在短短三年间,从副总经理晋升到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在荣誉和成绩面前,袁国圣开始自我膨胀,认为自己能力强、实绩好,理应很快得到提拔重用。

“这个时期,我的权力观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权力是责任、是担当,而认为权力是资本、是享受;自己的政治目标也更上层楼,以为副区长职位已触手可及。”袁国圣说,他开始对职务“挑肥拣瘦”,企图谋求更大权力。

2012年,在重庆市区县换届时,原以为稳操胜券的袁国圣折戟沉沙,未能当上九龙坡区副区长,受到沉重打击。

人最怕心理失衡。这次职务上的晋升遇阻,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觉得组织“亏待”了自己,怨恨组织“不公”,认为“埋头苦干毫无意义,老实人终归吃亏”。此后,他多次向区委提出离开集团,“想回到上升机会更大、工作更轻松安全的党政主干线,也未获同意。”

2013年,袁国圣报名援藏。三年援藏归来,组织安排其担任潼南区副区长。他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心怀不满,觉得“自己刚从西藏边疆回来,又被安排到重庆的‘边疆’,援藏三年苦算白吃了”。

在他心里,已然没有半点公仆意识,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一心想要更高职位更大权力。

与此同时,因为自以为升迁不顺,精神世界极度空虚,他开始到处求神拜佛,迷信所谓的“风水宝地”。援藏期间,他就将精神寄托于寺庙经幡的“灵气”,祈求神灵庇护自己。2017年上半年,在感到组织正在调查他后,他没有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而是请求所谓的“大师”指点、化解,还专门回老家祭拜祖坟。在得知自己仕途“不顺”是因为“祖坟被别的东西压住了”“房子风水不好”时,便希望通过修整“风水宝地”,“化险为夷”。

“没有理想信念的人,迟早会被物质所奴役”,一切的偶然,皆蕴藏在必然之中。袁国圣之所以坠入违法犯罪深渊,根子还在于其理想信念的丧失。

他想要雄厚经济基础,便挖空心思,在利用职权“发财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思想上偏一寸,行动上就会偏一尺。一次次的职务调整,都没有达到袁国圣的预期,他便在利用职权“发财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既然升不了官,那就开始发财,人生必须拥有一头,否则,到头来两手空空。”袁国圣说,自己那时认为,要在政治上更上层楼,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即使今后离开官场,也要及时利用手中权力积累雄厚的经济基础。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出路”。

不过,仕途的不顺只是他走上歧途的一个“导火索”,自身的贪婪才是“始作俑者”。

“尤其看到身边很多老板的学识、能力都远逊自己,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心里的天平更加失衡,对金钱的贪婪越发膨胀!”袁国圣说,虽然从内心瞧不起那些老板、土豪,但为了金钱,也得跟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恭维我,是为了利益;我关照他们,也是为了利益。他们做了项目赚了钱,主动送点给我,我也却之不恭。”就这样,袁国圣认为“稳妥”的钱财,就开始一个一个收。从心惊胆战地收,到心怀忐忑地收,再到心安理得地收……他一边收一边安慰自己:“反正都帮集团赚了钱,既完成了工作任务,又帮了老板,自己还能得点钱。”

在收受钱财前,袁国圣通常会为自己找好“脱罪”的理由。比如,他在渝隆集团主持开发的某项目股权转让过程中,以“商务介绍费”名义,既收受股权收购方数百万元,又收受股权转让方数十万元。“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商务介绍费这个‘遮羞布’,即便出事也能‘脱罪过关’。”办案人员介绍。

不仅如此,他还自作聪明,为规避调查,设置了多道“防火墙”——

第一道:选择性收钱。与他交情一般的老板送钱有“风险”,他一般拒收;交情较深的老板送钱较“牢靠”,他就来者不拒。如袁国圣和重庆某公司董事长涂某交往日久,渝隆集团收购该公司土地时,他认为涂某“牢靠”,就收受涂某数十万元。

第二道:找“中间人”代收。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钱不到自己手中就构不成犯罪,或安排其哥哥姐姐多次代收钱款,或通过第三人转账,金额达数百万元。比如,某公司首席运营官陈某为感谢袁国圣的帮助以及在渝隆集团继续开展业务,便承诺给袁国圣70万元。为“安全”起见,袁国圣安排陈某将钱款转到他指定的第三人银行账户,自己再分几次从第三人账户中转走。

第三道:“体外循环”。为规避银行实名存款,同时实现财产“增值”,袁国圣将收受的近千万元钱款借亲属之手投资理财甚至放高利贷。

用金钱为人生铺路,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不信组织信金钱,成了他的人生信条。至此,他完全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和品格,认为从政的根本目的除了升官就是发财,已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忘得干干净净。

他想要“丰富多彩”的生活,便无视纪法,沦陷于自我放纵和声色犬马之中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话不多,爱学习爱钻研,尤其是对经济、金融等领域”,是身边同事和家人对袁国圣的普遍印象。“出差路上,他看的都是很厚的英文原著,还批评我不爱看书。”曾与他共事的一位干部表示。

如此好学有才之人,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长期放松甚至放弃政治学习、纪法知识的学习。

“尽管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从未通篇、完整、认真地读过《共产党宣言》、党章。自己的党建理论与党史知识,还是在学校时学习的。参加工作后,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文件,涉及经济及业务领域的就认真学习,对党内文件则只看标题。”袁国圣坦言,对政治理论、党的建设、反腐败等,他基本不感兴趣,虽然长期担任渝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但他往往只注重董事长身份,忽略了党委书记角色,片面迷信西方式管理哲学,忽视了党建对业务工作的把关定向作用,甚至将纪律要求、道德约束等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

无论是在渝隆集团任职期间,还是援藏期间,他从未认真组织召开或参加过真正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都是走过场,玩文字游戏,大家一团和气,互不得罪,没有真正红脸出汗、触动灵魂、接触矛盾、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松懈,带来思想上的滑坡,他对纪法无知又无畏!他忘记了工作之初“不辜负组织和家人期望”的自我要求,忘记了初到渝隆集团时“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的自我告诫,忘记了自己党员、人民公仆的身份,甚至在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之后,仍以为收受红包礼金是社会“潜规则”,“没什么大不了”;在组织审查期间,听信朋友“千万不要当老实人去自首”之类的话,将审查人员当作“死对头”“敌人”。

“主观上,放弃了学习,放弃了思想改造;客观上,失败的婚姻、离异后的单身身份,让我有了放纵的‘理由’。”袁国圣说。

精神上的空虚必然追求低级趣味。袁国圣沦陷于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以婚姻不幸为幌子,在外寻求感情寄托。离婚前后,他先后与多名异性交往并发生关系。

放弃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放松了对政治思想的改造,放纵了对美女金钱权力的贪欲,袁国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沦丧。这样的三观,让他根本无心于党的事业,无心于服务人民。如同“盲人骑瞎马”,袁国圣在错误的悬崖上跌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掩卷而思,记者感慨:人不能太贪。袁国圣所有的东西都想要:高位重权、家财万贯、美眷华衣。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思量过:我为我们党、我们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我有什么资格这么肆无忌惮地索取?“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袁国圣放纵自己的私欲,心无戒惧,等待他的终将是铁窗高墙,而他的人生也注定一无所得,两手空空。

执纪执法者说

袁国圣曾是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其违纪违法事实大多发生在担任渝隆集团主要负责人期间。

国有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时时处处都有被“围猎”的风险,面对各种诱惑,经受各种考验,他们比其他党员干部更需要理想信念坚定,更应该德行才华兼备。纵观袁国圣成长经历和堕落轨迹,他也曾奋斗、拼搏,迎来事业辉煌,后逐渐迷惘、蜕变,沦落为阶下囚。可以说代价惨痛,教训深刻,给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此案也留给我们诸多警示:

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发挥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企业治理和党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要完善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到车间、班组,实现“企业业务开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强化教育引领,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必须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理想信念教育。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道德教育为基础,引导广大国有企业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专题对照检查,强化自我约束,确保人前人后一个样,防止工作生活“两面人”。还要利用袁国圣案例等,以案释纪释法,开展多种多样警示教育活动,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国企权力运行。要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解决政府作为出资人监督缺位的问题。认真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机制,防止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大,防止出现监管“真空”。要完善关键岗位干部交流机制,防止个别干部长期在关键岗位担任要职形成利益链条。

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国企健康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并与国资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沟通情况,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区县巡察利剑作用,将“探头”延伸到国有企业内部各环节,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普遍性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纪检机构权威性,与企业监事、内部审计形成合力,实现对企业全领域、各环节的有效介入和监督。进一步推行企务公开,畅通国有企业职工信访举报渠道,调动干部职工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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